他被誉为中国“工程经济学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他第一个将“工程经济”的理念融入国家基本的建设项目中。修一条路、造一座桥，其投入产出如何，怎样发挥建设项目最佳的综合效益？他引入了技术经济、项目评价和经济机制分析等各方面的研究。至今，他的理论被纳入了中国千千万万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他于1984年编著的《工程经济学》，一直成为国内高校工程专业的教材。他的学生遍及全球，有工程建筑行业领导者，也有投行、证券业精英，还有些甚至当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学顾问。

  记者见到黄渝祥，是在杨浦区一个老小区内，那种被当地人称为“老破小”的旧式楼房。客厅狭小，一张餐桌占据了大部分地方，他坐的椅子挤在餐桌与墙之间，甚至有一副难以动弹的样子。这里没有豪华装修和高档家具，只有书籍、文稿、电脑。他则满足地说道：“我的房子还是小区里最好的。”

  “家国情怀”永远是这一代老科学家的情结。黄渝祥和记者说：“这些都源于父亲的教诲。”

  黄渝祥出生于1940年战火下的重庆。他说：“还记得小时候日本飞机来了，舅舅抱着我躲进防空洞。”他的父亲是早一辈倡导“实业报国、工业报国”的爱国企业家，曾任上海机器厂的厂长。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父亲受命将机器厂西迁。途经武汉时，黄渝祥的哥哥出生了，名字中有一个“汉”字，抵达重庆时，又生下了黄渝祥，名字中取一个“渝”字。

  父亲爱写诗。黄渝祥拿出父亲遗留下的一本诗集，字里行间透出浓浓的爱国情怀，也将黄渝祥早年的生活环境跃然纸上：日寇进逼，颠沛流离；抗战胜利，全家返回上海；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心潮澎湃；友人亲戚建设大西北，豪情壮志。父亲留下的诗句“愿君勿负昂藏志，作此先锋队里人”，始终激励着少年时的黄渝祥。

  1958年，黄渝祥进入同济大学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他坦言，当时多数同学都报考工科，想学工业民用建筑，可是，学校决定让他转了这个专业，从此就与建筑和经管结缘。

  大学生活给黄渝祥带来很深的记忆。有一位教数学的教授叫王福保，当时50多岁，是同济版《高等数学》的编者之一，全国的大部分工科院校都用这本教材。王福保老师上课从不带书和讲课笔记，就拿一支粉笔直接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对于重要的问题，他还可以讲上十来遍，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而且，王老师讲课一点“疙瘩”都没有，非常流畅，推导的板书也非常清楚。

  黄渝祥记得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理论力学。有一次，黄渝祥提出不同的问题解法，那位教授看了好久，觉得这样答是错的，但他还是按照黄渝祥的思路演算了一下，发现没错，于是谦逊地说这是另一种解法。

  在校期间，黄渝祥的高等数学、力学等课程成绩优异。有一次，考结构力学，他第一个做完就交卷了。老师看没其他人交卷，就当场批改，写了100分。黄渝祥则到江湾体育场去游泳，没想到游完泳回来，同学们还没考完。那些年，黄渝祥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1963年，黄渝祥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当时教育部有规定，新的老师或者助教一定要参加专业实习劳动。黄渝祥就去吴泾的建筑工地做木工活，这又是他一段难忘的成长经历。

  黄渝祥说，当时要建吴泾化工厂，锯木头、钉钉子，甚至搬运木料等体力活都得做。他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去工地之前，一般的木工看不懂设计院的图纸，只有退下来的高级木工读得懂。黄渝祥学过建筑制图的课程，所以能读懂图纸成了他的优势。师傅就让他专门干这活，由他负责分配任务。后来，黄渝祥相当于成了木工队的队长。

  黄渝祥记得，当时他们是正经拜师的，真正把工人当老师看待，工人们对大学生也很尊重，手把手传授各自的祖传手艺。有一次，他发现有个木工老师傅没有按照设计的具体方案的要求做，少做了一根梁。刚开始那位老师傅还不服气，黄渝祥就把图纸拿出来给他看，老师傅发现果然是自己错了，于是一句话没说连忙拆了重新做。

  黄渝祥和师傅们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临别时，他们还把自己祖传的全套工具都送给了黄渝祥，有刨子、锤子、斧头、锯子。后来，黄渝祥用这套工具在家里做了很多木工，有小板凳、椅子、沙发等。

  1979年，黄渝祥39岁，他迎来了命运中最重要的转折。当时，国家选派人员“公派”至发达国家学习。同济大学宣布了选拔出国进修人员的条件：40岁以下，在“文革”前大学毕业，通过英语考试。幸亏，黄渝祥上大学进过一个英语辅修班，才顺利通过了出国的英语笔试和口试。

  当时，黄渝祥一个人去了多伦多大学，他选择学习工程经济方向，主要是费用效益分析。他说，工程经济的好处是既有工程方面的内容，又有经济方面的内容。这个专业当时在国内叫技术经济，实际上研究的对象差不多，也就是研究工程技术的经济方面。工程技术是为社会经济服务的，现在的5G、人工智能、导弹等都是技术，无论技术为社会服务还是为国防服务，经济账总要算。

  同济大学经管的老前辈叫翟立林，他就是研究工程经济的，也是同济大学管理工程学科的奠基人。出国前，翟立林就劝黄渝祥，还是要回到经管领域来，因为国家需要，尽管这专业没有很深的学术内涵，但是比较实用。工程经济对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是马上就能用的。

  在学习中，费用效益分析给黄渝祥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这是关于公共项目或者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分析。和一般的投资回报不一样，这类项目要考虑社会经济效益。比如修高铁、水利、博物馆、医院、学校等，不能都按照商业模式来建，因为有些项目没办法量化为钱，而且私人老板也不愿意投资，所以要用另外一种公共支出的模型来分析，这就是费用效益分析。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发达国家的投资正准备大举进军中国市场。正是这样一个时间段，黄渝祥准备把从西方学得的工程经济理念带回中国，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人在许多观念上还是不同的。既然要合作，就要学会沟通，哪怕是生活细节。”黄渝祥说。一次去英国访问，他住进自己一位英国朋友的乡间别墅。晚餐时，主人拿出来的食物是一只烤鸡、一盘蔬菜和红酒，并拿出一柄锋利的长刀切割烤鸡，说这刀是祖上传下来的，只有最尊贵的客人到来时才会使用。“西方人的待客之道，不是大鱼大肉，而是用餐礼仪。”

  1988年起，因为工作的关系，黄渝祥经常去日本访问。有一天，日本朋友发来邀请，让黄渝祥去某大公园赏樱花。黄渝祥欣然答应，但自己准备了饭食。因为在日本，如果有人请你参加活动，餐食一般都是自己准备。

  1982年，黄渝祥学成回国，心中只有一个念想，“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让我出去学习两年，应该赶快回国干活，为国家发展做贡献。所以，我一天也没拖就回来了”。没想到，黄渝祥这批出国的人被学校当成宝贝，整个国家都把他们当成宝贝。

  从1982年到1986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对外开放。国外大量的贷款项目都过来了，依规定，这些项目都要进行经济评价，也就是需要做可行性研究。其实投资一个项目，甚至制定一个政策，都要做一个决策前的研究，概括地说就是这一个项目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在经济上是不是合理，黄渝祥当时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1985年左右，黄渝祥一边做翻译，一边做可行性研究。他更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有幸进了工作。当时有个单位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点就设在。他们把黄渝祥找去，参与起草制定了第一版《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方法与参数》，并以国家计委文件的名义发布。这是一份指导性文件，后来，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建设项目都要参照这份文件。

  后来，黄渝祥参与了浦江上首座大桥南浦大桥的可行性研究及决策咨询。他说，南浦大桥的建设就是工程经济理论一个最好的例子。不能简单以大桥的投资和未来收费来判断其经济合理性，因为有了桥，居民的出行时间节省了，企业的物流速度加快了，这些都是无形的投资回报，是工程经济中需要计算、考量的参数。他笑着和记者说：“其实当年大桥设计是考虑通自行车的，因为当时上海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还应该要考虑航运，因为当时浦江上游两岸聚集着重工业基地。”放到今天来看，也许当年的计算未必准确。因为上海人的交通方式已经完全变了，浦江两岸的功能也变了。“这正是工程经济计算的难点，因为未来有许多不可知的因素。”

  黄渝祥还参与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决策咨询。他介绍，对于远洋航运来说，大吨位的船只更显示其经济性，但当时上海长江口的航道只可以通过两万吨的船。长江口有“拦门沙”，这一个地区水深只有7米多，两万吨载重的货船要潮涨的时候才能开进来，因此要想办法开出航道来，所以就有了长江口航道疏浚工程。但这项工程很艰巨，动用了很多工程院院士做了实验室模型，但由于台风和水流的变化，航道整治后并不稳定。

  当时，从港口和自然条件来说，宁波比上海优越，但经济基础不如上海。上世纪90年代末，宁波提出筹建杭州湾大桥，延伸宁波港的腹地，以港兴市。黄渝祥负责了项目经济分析的部分。

  除了教学、科研，黄渝祥还是国内最早引入国内外学生交流的推动者。1987年至1988年，首批外国交流生进入同济大学。后来，同济又引入了外籍教师。

  对于教育合作交流，黄渝祥记起了许多趣事。最早的时候，同济大学食堂有规定：外国学生来此吃饭，饭管饱而且不收费，但菜是要收钱的，于是，经常会有一群德国留学生到食堂只拿免费的米饭和一杯饮料。还有一名外国留学生，会向同伴传授挤公交车的经验：“一定要站稳了，双臂张开，否则，上海的公交车挤不上去啊。”

  黄渝祥感慨地说：“这样的景象现在完全看不到，上海成了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令世人瞩目，令国人骄傲。”

  如今退休在家，黄渝祥并不闲着，仍时时关注着工程经济领域的新理念。他对杨宝明博士的碳票系统理论CTST方案非常感兴趣，“它借鉴增值税进项销项的形式，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和责任传递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所有主体上去，动员全社会力量来共同实现碳减排，同时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最优的”。

  黄渝祥进而解释，以企业为例，交易行为发票进项中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各种物品的数量、单价和金额外，再附上这些物品所含的碳票（物品内含的碳排量），销项也类似，从而形成了全社会所有物品的数字碳足迹。

  记者请黄渝祥对未来中国工程经济进行展望。他想起十多年前考察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时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工程就是都江堰。虽然看上去一点都不起眼，但是花很小的代价实现了很大的效益。既然还能用就应该保留，现在哪个工程能够维持几千年呢？只要稍微维修更新一下，就能保留原始的操作方法，为后代留住古代的文明。其实，这也符合工程经济的原理”。

  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经济与组织专业（五年制），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经济学与管理学，回国后长期从事技术经济、项目评价和经济机制分析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89年，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4年，上海市震害预测）、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上海市公用事业良性发展及价格研究）、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2001年，企业管理概论）

  ●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上海市优秀教学工作者、建设部标准定额和项目评价优秀工作者和荣誉工作者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