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首席专家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兼具通俗性和学术性的方式，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2年开展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以距今5500年至3500年我国各地区文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主体内容，图文并茂地对探源工程的宗旨、方法、过程、成果、结论做了精彩还原和阐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西方“文明三要素”桎梏，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影响广泛。王巍说：“所谓探源工程，就是研究我们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要探寻中华文明何时形成，到底有多久远的历史，究竟是3300年、4000年，还是5000年，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来判断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你要按照国际上传统的文明三要素，也就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来衡量，目前讲还是只有殷墟具备。因为商代前期和夏代还未曾发现确切的文字。但实际上我们放眼全世界，比如说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我2015年曾带队去发掘，它也进入了王权国家，但是并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也很发达，但没文字，可见所谓的文明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那我们就希望找到更具普遍性的标准。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提出了国家是文明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国家的出现会在考古上有所反映，所以我们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简单来说就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慢慢地增加，出现王权和国家。其中国家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主要的标志，并在考古遗存中反映为五大特征：都城、宫殿、高等级大墓、礼器，以及战争和暴力，当考古遗存具备这些特征，即便没有文字、冶金术，因为国家形成了，就能判断它已确定进入了文明社会。”

  王巍表示，这个标准是从中国考古的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也具有普遍性，因为任何文明都是国家产生的结果。”

  王巍1954年出生于吉林长春，小学毕业时赶上“文革”，上了一年中学后就“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两年农村插队后又到长春一家锅炉修造厂当工人。但无论人生在哪个阶段，王巍都奋力做到最好。在工厂学钳工，开始练习打手锤时，由于掌握不好要领，“右手执手锤常常打到持扁錾的左手上，打得血肉模糊，疼得钻心”，但王巍咬牙坚持，继续苦练，技能水平大增。此外，除了基本功外，做钳工还要掌握很多内容，如平面几何的知识等。王巍只上了一年初中，很多知识没有学过，“就和当时正在上中学的大妹妹学习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以及数学，还自学了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等等”。由于工作表现好，学徒期满后不久他就当选厂工会宣传干事，后来又干到工会副主席、副厂长。

  幸运的是，恢复高考后，王巍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2011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3年起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田野考古是必修课，王巍曾参与发掘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和都城等，1990年以后主持河南偃师商城、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基址、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等的发掘。对于考古学复原历史、研究历史的独特作用和贡献，王巍觉得在夏商考古中表现最明显，“原来在文献当中对于周代宗庙建筑的每个部分有记载，有人怀疑：那些记载是不是真的是西周时期的记录，还是后来杜撰的？我们通过在周原发掘宗庙遗址，发现考古遗存和文献记载能很好地对应起来。要是没有这些发现，你可完全说文献上记载的是战国时期的观念。这时候一个考古发现就能够证明或者颠覆文献记载。”在王巍眼里，考古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学科，“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考古队员，一项偶然的、不经意间的发现，就能够颠覆前人的定论”。

  田野考古之外，考古学的国际学术视野也很重要。王巍曾于1987—1990年赴日本研修，1995－199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是中日双博士，拥有日本九州大学文学（人文）博士学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被授予德国考古研究员通讯院士、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美洲考古研究院（美洲考古协会）荣誉外籍院士等。自2012年以来，还先后率队赴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和埃及实施对古代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

  对不同文明的考古发掘，让王巍深刻感受到，“一个地区的社会如果是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那么进展非常缓慢；而在文化的不断交流与碰撞中，社会就能快速发展，包括我们的汉唐盛世，其实是接受外来文化最多的阶段，恰恰就是最发达最繁盛的时期。我觉得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也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可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王巍认为，考古学在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确实有独特的作用。2013年8月，“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成功召开。除了学术会议，“世界考古•上海论坛”还从40多项参选的发现和40多项研究中各评选出2012—2013年度的10项重大发现和9项重大研究成果。“当选的主持获奖项目的学者当然感觉到很荣耀”，王巍记得，“当时秘鲁来的那位考古学家相当激动，他说我回去要向总统汇报，后来总统特意召见了他，可见对他们来说入选世界重大考古发现是多么大的荣誉！”

  作为该论坛的策划人和负责人，王巍为这个活动付出了巨大辛苦和努力，这一论坛的召开，也让全世界认识到了中国考古的宏大气魄。王巍说，“我们的祖国的良渚和石卯遗址当时也入选了世界的十大发现，我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入选了九大重要研究成果。如果不在中国做这件事，不介绍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让评委们了解，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而且这样一来，还拉近了我们和国际考古学界的距离。现在想想，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这件事在将来看可能是意义最大的事情之一。”

  “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当然是让中国考古国际化的一次努力，而早在2000年，王巍就提出考古学要向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考古学的大众化，王巍有个说法，“比如说林梅村教授研究吐火轮文字，在国内顶多几个人能看懂他的文章，但如果他把这种研究成果用更通俗的语言介绍出来，那就有上亿的人会了解到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所以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来说公共考古的重要。公共考古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学术研究，但前提是必须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才能把公共考古做得准确到位。”

  多年前在日本，王巍发现他们很著名的考古学者也到媒体上宣传考古，“我记得弥生时代研究的第一权威学者，写斧的发展史、写稻作文化，还做讲座，老百姓都花钱去听，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那时候就想，中国何时也这样就好了。现在我欣喜地看到中国考古学的大众化进入了新的时代。”

  如今王巍的很多工作，就是在更深、更全面地推广、传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2022年5月，他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进行讲解。此后又在全国各地做了几十场的讲座。另外，他还在《鲁健访谈》《开学第一课》等多套央视节目以及多家媒体“亮相”，“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明的内涵和贡献”。

  “考古对我意味着什么？考古让我实现了人生价值。”王巍说，“改革让我上了大学，开放让我有机会走出国门，拿到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新的时代又让我有机会率领考古队先后到丝绸之路沿线的乌兹别克斯坦、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还有埃及去发掘，能够亲身感受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我觉得考古使我充分实现了人生价值，我很感谢考古，感谢国家对我的培养，感谢改革开放政策。 现在确实是中国考古的最好时期。我们有责任抓住这个机遇，一步一步去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如此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