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于2001年底立项，2018年正式公布了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十几年，推动了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一系列考古遗址的发掘，取得了不少成果。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工程的课题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并未提及。

  在探讨文化或文明起源时，需要避免混淆的是，文化传播不等于人种迁移，虽然这二者也可能是同步的，但有时少数外来族群也可能让多数本地族群出现文化变迁，这种变迁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退步。中华大地的居住人群一直是流动与融合的，文明溯源是探讨中华大地由文化阶段迈入文明阶段是如何发生的。

  文化进入文明的标志，一般有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三要素指城市、文字和金属工具，四要素是在三要素之上加上一条礼仪性建筑。文明要素说最早是由英国一些考古学家根据西亚文明发展状况提出来的。近来中国学者提出文明社会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部分所组成。这种划分有更广阔的视角和更抽象的概括，且更具包容性，但不足之处是标志不明确欠清晰，不似“要素说”简单明了。

  对于中华大地由文化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1.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2.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3.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从地域版图来看，中国早期文化影响较大的有：长江下游的上山、跨湖桥、马家浜、淞泽、凌家滩、良渚等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大溪、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等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三星堆文化；甘青地区的大地湾、马家窑、齐家、四坝等文化；山东地区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等文化；北方地区红山、夏家店、石峁等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仰韶、陶寺、二里头等文化。这些文化构成了中国上古的文化版图，最终孕育出中华文明。

  在上述考古研究的基础上，目前学界涌现出对中华文明源头的多种猜测。在没有能够获得公认的论据之前，各种合理的推测和学说都应该允许探讨，这是学术求真的基本态度。

  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方法有研究文献、民俗、考古成果和运用分子人类学方法等。考古成果只能提供资料，考古资料要与文献记载联系在一起，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虽然，在没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将考古成果或某一遗址背后的族群与文献中的上古人物进行对照匹配，但从逻辑的视角分析历史演化，离不开对历史文献，乃至神话传说与考古成果进行联结。

  主流观点是在现有证据的条件下得出的多数人认同的结论。当解释还有不圆满的地方时，允许有其它推测和猜想，也许各种观点证据都不充分，但能够继续探寻。通过逻辑链条联结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会出现多种合理的版本，这些可能性应该允许同时存在，任何结论或假说都是探寻真相的努力，都是秉持客观真实的态度进行学术探讨，都不影响主流观点与文化自信的存在。

  本文在运用可信文献资料整理中华文明起源脉络时，尽量将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可靠的中国传统文献及传说结合越来。当然，以迄今掌握的资料，完全对应是不可能的，且历史文献本身尚存质疑，因此这种尝试只是逻辑演绎，而非资料考证。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严肃学者也会运用这种方法提出对历史的认识。

  例如《史记》是公认的严谨之作，开篇以《五帝本纪》、《夏本纪》详述中国历史传说时代的人物关系与族群演变，卷十三以《三代世表》将上古帝王谱谍清晰呈现。司马迁在对距他2000多年前的历史进行记述时，同样是查阅了大量可信史料（“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进行了大量当地考验查证（“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然后运用逻辑分析法去粗取精，得出结论（“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本文提出一种假说，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始终处于本土族群与外来族群的融合过程中。外来族群可能统治中原，本土族群也可能外迁海外。中华文明萌芽于“三皇”时期，起源于“五帝”时期，成熟于“三代”时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五帝”之首的黄帝与“三代”之初的夏禹可能均有一部分外来族群的血统，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华文明的伟大。这一个故事脉络应该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讲起：

  距今8200年前的“8.2千年冷事件”之后，各地原始人类因环境变化，纷纷聚集到更适合生存的河谷与三角洲地带，大规模人群的出现，使人类演化进入文明爆发阶段，出现城市与国家。古西亚与古埃及文明均在此时诞生，距今7400年前后，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出现了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城市。两地约在距今6500年前进入青铜时代。

  人类文明最先在古西亚与古埃及这两个距离相近的地区产生，主要是气候与地形的结果。“8.2千年冷事件”之后地球上现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开始迅速形成。大面积草原消失，出现沙漠化，原本生活在这两片广大地区的人类被迫迁移，距离两大沙漠最近的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成为地球上最先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地区，具备了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

  东亚洪水泛滥等灾难导致人口骤减。此后，华北地区诞生了杰出的母系氏族部落——女娲氏。灾后女娲造人，大量繁衍，恢复人口，治理水患，斩杀水怪，清除威胁人类的猛兽，利用火灾过后产生的大量芦灰，填补淹水地区（“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女娲氏恢复和创新了被自然灾害一度中断的人类知识技术积累，如制陶技术，“造人传说”中的泥人塑像是制陶技术的副产品。女娲炼的“五色石”即各色陶土，用于制作工具与修补住处。

  中国境内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8200—7400年前）、红山文化（6000-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8000-7000年前）、北辛文化（7500年-6100年前）、仰韶文化（7000-5000年前）、龙山文化（5000-4000年前）、黄河上游的大地湾文化（7800-4800年前）、长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8000－7000年前）、大溪文化（6400-5300年前）、凌家滩文化（5500-5300年前）、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5300-4300年）等文化遗址都是在两次小冰期之间此阶段形成的。

  从考古成果来看，在黄帝出现而初步开始形成中华文明之前，中华文化主要分布7大区域：辽河流域（北方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中游（中原地区）、黄河下游（海岱地区）、长江上游（成渝地区）、长江中游（江汉地区）、长江下游（江浙地区）。这样划分大体涵盖主要文化遗址，且可以清晰勾勒“三皇”时期中华文化的区域分布。从这个方面看，黄帝部落既可能来自中原地区，也可能来自甘青地区或北方地区，而后者的可能性甚至更大。

  约5000年前，地球气候最适期结束，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从湿润到干燥的转变。古西亚与古埃及的城邦国家因环境恶化而战争频繁，不停有族群向四面扩散，希望可以找到更好的栖息地。东亚地区因自然条件优越，慢慢的变成为各路迁徙族群的目标乐土，并与当地的众多本土族群在这片“新大陆”上接触、冲突、融合，对土地、资源与人口进行重新分配。

  “三皇”时期中国大地部落密布，已有大小尊卑之分，最强大者称“帝”，附属部落被封为公侯，公侯首领的子嗣称公孙。伏羲氏部落衰弱后，神农氏部落头领联合燧人氏部落取而代之，成为部落联盟之首，自称“炎帝”。4700年前，青藏高原地区骤冷，赤杨属植物绝迹，羊齿类孢子剧减，当地居民为求生存大量向东迁徙。黄河流域聚集了来自西部、北部的部落，碰撞和战争不可避免。

  中国西北地区有一支游牧部落，居住在野兽出没的地区（“有熊国”），国家不大（“少典”），游猎为主（“迁徙往来无常处”），擅长驯养动物（“教熊、罴、貔、貅、貙、虎”），还会使用中原地区尚未出现的战车（“轩辕”）。这种战车与几百年前西亚出现的战车是否一致已不可考，但先进的军事装备令其所向披靡。

  轩辕氏则集结了所有能够动员的北方部落（“征师诸侯”），双方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如指南车）、装备（如头盔、甲衣、战车）和武器（金属刀戈、大弩）投入战斗。最终轩辕氏在冀州之野（河北衡水冀州）擒杀蚩尤氏首领。此战胜利后，“公孙轩辕”被各部落尊奉为首领，取代神农氏称帝，自此才有“黄帝”的称号（“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此后中国进入“五帝”时代，国家形态统治方式日益明显。黄帝不断征讨不顺从的部落，直到平定才离开（“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最终黄帝成为中华大地上所有部落的霸主（天子），其统治力与影响力波及各地，并随之带去先进的技术文化，被后世奉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

  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有了国家形态的治理制度，也出现了大量文明要素中的城市形态。距今5000年前的城墙与围壕遗址全国发现不少于10处，有的建于6000年前。城墙内部有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区等遗迹。金属工具方面的发掘尚不足，目前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马家窑文化青铜刀（5000年前），但由于是孤例，未曾发现青铜冶炼的痕迹，不排除从外部传入的可能。中国最早的青铜冶炼遗址和大规模成组的青铜礼器出现在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3700年前）。

  黄帝的四处征讨加速了各地文化融合。此前中华大地万邦林立，群星璀璨，黄帝的横空出世，令天下归一，中华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考古成果表明，黄帝的统治范围可能波及甚广，权力核心的出现也伴随着区域中心的衰落。红山、河洛、良渚、石家河、宝墩、山东龙山等文化支脉均融合到中华文明主脉中。

  以黄帝为代表的轩辕氏是游牧为主、农耕为辅的族群，本身通过吸收不同文化，从而成为较之纯游牧或纯农耕族群更有战斗力的部落，在与其他部落的碰撞中不断融合其他部落，并在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国家形式的统治模式。

  黄帝时代出现了新生事物的爆发期，大量发明层出不穷。这些发明有可能均为原创，也有一定的可能存在大量输入。无论是本土发明，还是受外来族群或技术的启发出现再创造，都不影响中华文明的灿烂伟大。中华文明自诞生起就是开放的。

  黄帝喜欢云，官职都用云来命名，军队号称云师（“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这一偏好反映在当时各地器物上均开始流行云纹，并成为日后中华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从出土文物看，黄帝所在的新石器时期以勾云纹为主，商代青铜时期的器物常见云雷纹，此后历朝历代都使用云纹，但样式各有不同。

  由于黄帝长寿，两个嫡子均未能接班，继任者是孙子颛顼。此时天下太平，天子不再需要四处征战、居无定所。于是颛顼赴任后，开始在黄河中游建造统治中华大地各诸侯国及部落的帝都(有多种说法，例如河南巩义双榆树遗址)。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石峁古城。它是2021年美国考古学会期刊《考古》“过去十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唯一上榜的中国遗址。

  石峁古城以墙藏玉，6000千余件，是中国文化中琼楼玉宇的神话来源。石峁玉器品式多样，有祭祀用的玉圭、玉璧、玉琮、玉刀等，也有生活和装饰用品，且制造工艺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准。作坊区还出土了上万根由动物骨头打磨而成的骨针，其中最细的甚至达到了毫米级。石峁虽是出土玉器最多的古遗址，但周边并无玉矿，说明是石峁作为政治经济中心从外部输入的玉器。

  石峁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地区。黄帝部落出身游牧，颛顼在此建城就为了方便统治游牧区与农耕区。在颛顼之后的帝位争夺战中，嫡次子系列的鲧（颛顼之子、黄帝的曾孙）失败了，最高权力被嫡长子系列的帝喾（颛顼之侄、黄帝的曾孙）获得。帝喾为确保权力稳定，并彰显地位的合法与正宗，没有居住在颛顼所建的石峁古城，而是选在黄帝曾经的办公场所——陶寺，并予以扩建。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南，距石峁遗址约400公里，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多种科学方法判断均显示陶寺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3900年前。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由王宫、王陵、观象祭祀台、外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庶民居住区构成。遗址中还发现了朱书文字、青铜器、玉器、城墙和城门遗址，完全具备文明要素。

  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南北呼应，既有不同又有联系。除了因地理条件的不同，城址建设存在夯筑与石筑的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图案、杀戮祭祀、铸铜技术等方面显示出千丝万缕的关系。陶寺和石峁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面貌相似度很高。石峁与陶寺在崇尚和使用玉器方面也有较多相似。

  陶寺都城遗址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已经初步表明，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的统治者，变换了王族。从都城由早期非典型的两城模式，发展到中期宫城-外郭城双城制，早期与中期王族不同茔域、宫城内宫殿建筑群的变化、丧葬礼制的重大变化、世俗生活文化面貌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系列显著变化，都表明陶寺政权在早期与中期之间有变化较大的政权更迭，这个更迭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尧舜之变。

  帝尧继位后适逢气候剧烈变化，“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鲧素有贤名，被举荐治水。鲧本来有资格和机会继承天子之位，但没有争过自己的远方兄弟帝喾。因此，帝喾迁都陶寺之后，鲧就留在父亲颛顼开创的石峁城内。但因黄帝嫡次子系列的封国在川甘一带，鲧也要经常回去，并在那里生下了禹。

  青藏高原东侧的岷山位于四川、甘肃交界之处。发源于的岷山南麓的岷江曾长期被视作长江正源。岷山氏居住在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位于岷江中游。岷江流域野蚕众多，因此岷山氏最早发明了养蚕纺丝，并以蚕为图腾。通过丝绸的对外贸易，岷山氏富甲一方，成为南北丝绸之路的枢纽中心。

  曾经有一支外来族群，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岷江上游，征服并融合了岷山氏。该族群崇拜眼睛，岷山氏崇拜桑蚕，两个图腾崇拜组合在一起，称为“蜀”（眼睛+桑蚕）。“岷山氏”改称“蜀山氏”。新国家被后世称为“古蜀国”，统治区域后由岷江上游逐渐扩展到中下游，后留下三星堆遗址（约4800年-3100年前）。

  古蜀国统治集团全力发展该地独特的养蚕纺丝技术与丝绸贸易，被称为“蚕丛（丛者，聚也）”。蚕丛氏来自异域，相貌奇特，发髻与服饰均与当地人迥异，风俗也与众不同，人死后用石棺石椁。他们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神权政体，热衷祭祀活动，盛行青铜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地方势力，并对禹产生影响。

  黄帝在征战的同时，很注重通过与各部落联姻，维持统治的稳定。黄帝娶蚕丝产地蜀山氏部落之女嫘祖为正室（隋唐之后嫘祖被奉为“蚕丝始祖”），生子昌意。昌意再娶蜀山氏部落女子为妻，生子颛顼。鲧被分封在川、甘交界的岷江流域。他的儿子禹就出生在富裕的岷江流域汶山石纽（西羌地区）。

  鲧被帝尧征召治水后，历时九年，勤勤恳恳，声望日增，对尧的帝位形成威胁。帝尧于是启用舜（黄帝的七世孙、母亲是东夷人）。舜获得权力后，以鲧“治水不力”为由，将其流放到东夷之地并最终处死（“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消除了竞争隐患。

  舜虽然是颛顼之后，属于嫡次子系列，却一直与本族人不睦，而选择投靠嫡长子系列。帝喾与帝尧均为嫡长子系列。帝尧对舜的投靠不以为意，认为舜之所以受到父母、兄弟及周围人的排斥，完全是那些人的邪恶与过错，舜没有杀死那些人，说明舜慈孝高尚，因而予以重用。舜在尧在世时即开始代为行使天子职权。

  舜在权力稳固后，就把尧软禁起来，让尧做有名无实的太上皇。帝尧之子丹朱被赶到了都城以外的尧山遗址（山西浮山县），父子不能相见。帝尧死后，舜正式继位天子，却受到帝尧之子丹朱的反对和讨伐。

  丹朱一度占优，攻占平阳（陶寺），舜被迫定都蒲阪（山西永济）。但后来形势反转，舜逐渐取得优势，诸侯拥舜，舜以天命为由，重新占据陶寺。（《史记》此处的传说是：“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注：陶寺】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帝舜通过政治与军事斗争平定丹朱之后，任命禹继续治水，如有差错，后果将与鲧同。当时禹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尚不足以反抗舜，只能从命，不敢轻忽，“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率众治水之外，禹利用中原受灾较轻、各地灾害严重的时机，高举天子之命，开疆拓土，征讨各地尚未臣服的部落前来朝贡（“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水患是当时人类的共同灾难，禹以治水为名，要求各地部落听从调遣，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不服从就利用武力消灭。在此期间，辉煌一时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都不约而同地迅速消亡。

  带有这些文化的浓郁特征的精美文物大量出现在了远在北方的石峁城。各地物产、生产技术、历法、葬俗、艺术形象等也汇集而来。

  随着石峁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加多的土地、木材、陶器来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森林与草地被砍伐与开垦的速度加快，再生速度比不上破坏速度，原来的森林草原迅速沙漠化，最终农业无以为继，粮食短缺，石峁人必须另谋出路。

  禹的军队和启率领的全体石峁人发动了对陶寺的战争，以残酷的手段消灭了留在城内的敌人，为被尧舜冤杀的鲧复仇。不仅击败了舜的势力，还清除了嫡长子系列的尧的势力，并采用了残酷的“绝嗣”之法杀死并掩埋了陶寺贵族。

  关于五帝历史，虽然古代文献中的“禅让”记载也符合情理，但从现实中的考古挖掘来看，暴力战争更有可能。考古成果显示，陶寺与石峁都属于龙山文化，两处遗址之间有交流，两地居民有血缘关系，后来石峁居民残暴毁灭过陶寺。

  夏朝迁都次数比较多，每次都城建造期短，规模有限，因此后世难以发现与石峁城规模相似的遗址。“五帝”时代与夏朝时期，丝帛发达，是官方文字的主要载体，但极易腐坏，所以各地出土的“五帝”与夏时期文物中很难见到文字（三星堆遗址也未发现文字应为同样原因）。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华文明萌芽于“三皇”时期，起源于“五帝”时期，成熟于“三代”时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1.中国“三皇”时期（距今约6000年前），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的伏羲、神农、女娲等神话传说中包括了诸多文明要素，出现了开始从文化阶段向文明阶段发展的迹象；2.中国“五帝”时期（距今约5000年前），由黄帝开创的中华统一局面已经具备国家雏形，考古成果也证实此时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3.中国“三代”时期（距今约4000年前），以夏代建立的国家为开端，中华文明日益成熟。中华文明的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